2007年2月10日，张某（乙方）与北京市某服饰公司（甲方）签订《代理合同》，约定乙方为甲方在河北省文安县的代理商，并有权在该区域内发展加盟商；甲方将其所有的“XXX”商标授权乙方使用，乙方在甲方统一的业务模式和规范下从事经营活动。同时约定，因本合同引发的争议，先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向签约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或者向签约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（签约地：北京）。

        合同签订后，乙方向甲方支付代理费4万元，并在河北省文安县城内租赁了店铺开始经营。后双方因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纠纷，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，张某将北京某服饰公司告到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，要求解除合同，返还加盟费和货款，并赔偿损失。

　　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受理后，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，认为原被告双方合同的签订地为北京，按照合同约定，应有公司所在地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管辖，后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。

案情分析：

　　本案主要讨论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的“争议解决”条款问题。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，往往会在合同中约定“争议解决”条款，其内容无外乎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，而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，当事人一般都会考虑到经济成本，希望在自己一方住所地解决，特许经营合同也不例外。

　　本案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，存在两个问题：

　　一、仲裁条款约定无效。

　　仲裁与诉讼相比，具有简便快捷的优点，因此许多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，把解决合同纠纷方式首选为仲裁。但是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时，有的当事人往往因为表达不完整而致使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，从而在纠纷发生后不能达到请求仲裁解决纠纷的目的。在诉讼实践中我们遇到的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：

　　第一、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地点但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，或虽然有约定，但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的用语不规范。如：“发生争议在合同签订地仲裁解决”、 “争议由本市仲裁机关仲裁”、“争议由本市有关部门仲裁”等。以上这些约定，在纠纷发生后，申请仲裁时，会被认为约定不明确而不予受理仲裁申请。

　　第二、在合同中既约定仲裁，又约定诉讼。如有的合同中约定：“发生争议可向合同签订地仲裁机关申请仲裁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”、“争议由合同履行地仲裁机关仲裁，对仲裁不服，向人民法院起诉”等。根据我国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由于这种协议既约定了仲裁又约定了诉讼，违反了仲裁的惟一性和终局性，会被仲裁机构认定为无效约定，其仲裁申请不被受理。

　　本案中的争议解决条款，就存在以上两个问题。双方既没有明确选定仲裁委员会，又在约定仲裁的同时约定了诉讼，因此，本案中关于仲裁解决争议的条款是无效的。

　　二、签约地点约定不明，导致管辖法院无法确认。

　　根据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5条规定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、合同履行地、合同签订地、原告住所地、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，但不得违法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24条规定，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，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，依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4条的规定确定管辖。

　　本案中双方只是在合同中约定了签约地为北京，并未明示在北京什么地方，而双方对此又意见不一，因此，仍然属于双方的约定不明。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双方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条款也是无效的。

　　在约定管辖无效的情况下，只能适用法定管辖。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4条规定，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对本案而言，原告当然不希望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，那么文安县人民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呢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明确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是哪里？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是特许经营合同，特许人将商标、商号等经营资源授权被特许人使用，被特许人在当地开设加盟店，使用特许人的商标等经营资源进行经营，并接受特许人的培训和经营指导。由此可见，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都是围绕加盟店展开的，确认加盟店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是比较合理的。因此，本案最终由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审理是合理合法的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》已由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，并于2008年4月1日开始施行。该规定明确将“特许经营合同纠纷”列为“知识产权纠纷”，这样，人民法院在对待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时，就应当按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以知识产权纠纷为由立案和审理。